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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研究员谈江口沉银遗址出土文物推进明史研究

发布时间:2019-07-10 13:23编辑:本站原创阅读(172)

    张献忠研究员谈江口沉银遗址出土文物推进明史研究

      “我不是为张献忠伸冤,更没有为其翻案,我一直强调,张献忠确实在四川进行过屠杀,但是将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完全归罪于张献忠不妥,包括清朝和南明在内的其他各股势力也都在四川进行了屠杀。 ”  “这次出土的文物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新材料,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应当通力合作,在对这些文物进行鉴别的基础上,将其放在晚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结合文献资料,对这些出土文物进行解读和阐释。

    这样,出土文物才能活起来,才能推动和深化历史研究。 ”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献忠  近来,江口沉银遗址引起学界和公众广泛关注。

    4月13日,“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工作2017年上半年发掘成果通报会”在四川彭山举行,再次引起各界热议。 在《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策划推出的一组文章中,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献忠研究员刊发了一篇论文《“张献忠屠蜀”与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构》,并且因与明末张献忠同名,而受到各界关注。

    回归学术视野,张献忠研究员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在今年4月上旬应邀入川参观江口沉银遗址发掘现场后,他有何观察和感受?今后他计划做哪些研究?从沉潜书斋研究到被媒体聚焦,对他是否有影响?作为学者应该如何看待做专业研究和做社科普及工作?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日前专访了张献忠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撰写的论文《“张献忠屠蜀”与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构》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您在这篇论文提出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张献忠:去年,《中国史研究动态》的杨艳秋主编约我写一篇张献忠的笔谈文章,并重点提到了江口沉银。 虽然我对江口沉银的传说和史料有所了解,但因当时尚未见到实物,所以刻意回避了这一问题。   对于“张献忠屠蜀”,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看法。 我在这篇论文中提出自己的观点,与学界同仁交流探讨。

    综合分析史料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张献忠确实在四川进行过杀戮。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清两点:第一,大部分史籍都有夸张,甚至将明、清以及地方武装对四川人民的屠杀也嫁祸于张献忠;第二,从时间是看,张献忠的“屠蜀”政策主要发生在后期,从空间上看,在大部分时间内尤其是后期,张献忠并没有控制整个四川地区,其主要活动范围是川西和川北一带,其对川民的屠杀主要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   正是因为“张献忠屠蜀”问题确实存在,清朝初步统一全国后,借助极端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不仅轻而易举地将清军对四川的屠杀嫁祸于张献忠,而且从中找到了建构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这也是清朝没有嫁祸于明军的一个重要原因。

    将“张献忠屠蜀”肆意夸大、渲染,不仅可以转移清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而且还可以通过把自己打扮成“替天行道”者,找到一条重建政治合法性的路径。

    基于此,清朝不遗余力地将其自身以及其他各种势力对四川的屠戮转嫁到张献忠及其大西军身上。

    清朝一方面不断强化张献忠的“杀人魔王”形象,另一方面宣称“明亡于流贼”,进而巧妙地将其对张献忠的征讨和对川民的屠杀说成是“为明复仇”。 清朝由此从屠杀者、征服者变成了“替天行道者”,其合法性也因此得以建构。   以上是我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具体内容和论述见该篇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网:4月上旬您应邀入川参观江口沉银遗址发掘现场有何观察和感受?从您的研究角度而言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出土文物新材料?在参观遗址和参加历史学者座谈会后,您的观点是否有调整或深化?  张献忠:近日,我在参观江口沉银遗址及发掘的文物后,感触颇深。 我认为,如此大量的文物必将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对明末四川地方史、晚明白银货币化以及藩王制度的研究。 张献忠为什么要搜括那么多白银?藩王、地方府库为什么藏有那么多白银?因为晚明白银已经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政府的税收很大一部分也是征银。

    谁拥有了白银,谁就拥有了社会财富,因此正如万明研究员所说:“白银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而且成为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

    ”  这次出土的文物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新材料,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应当通力合作,在对这些文物进行鉴别的基础上,将其放在晚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结合文献资料,对这些出土文物进行解读和阐释。

    这样,出土文物才能活起来,才能推动和深化历史研究。   这次考察和座谈会,我的观点非但没有变化,而且我感觉这些出土文物还能印证我和很多专家的观点。

    此前我在接受有关采访时就强调,江口沉银绝大部分是张献忠没收地方府库、富户和藩王的,大都属于税银。 晚明时期,征收上来的税银,需要重新熔铸,一般是铸成50两的银锭,解运时通常放在木制的银鞘中。

    这次发掘出来的很多50两的银锭,说明是来自府库或藩王。

    当然,这次发掘的文物中也有很多碎银和首饰,我认为这些大都搜括自富户,也可能属于张献忠的随军人员。 另外,此前收缴的被盗卖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刻有“癸未年仲冬吉日造”,我认为这不是张献忠的,因为未见有史料记载张献忠称过大元帅。

    此印可能是李自成的,辗转落到了张献忠或者属下手里。 因为崇祯癸未年(1643),李自成攻下襄阳后曾自封“奉天倡义大元帅”,次年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 这期间极有可能有过“永昌大元帅”之称。

    当然,这还只是推测,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下一步是否会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张献忠:坦率地讲,我对张献忠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拙文《“张献忠屠蜀”与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构》中提出的张献忠屠蜀夸大化和清朝嫁祸于张献忠的观点,早在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孟森先生、李光涛先生都曾分别提出过,也有其他前辈学者和学界同仁提出过。 基于对史料的解读,我基本认同这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清朝不断强化张献忠“杀人魔王”背后的政治合法性建构问题。   我会密切关注江口沉银发掘的新进展,也期盼尽快将所有发掘出来的文物对学者开放,我将结合这些文物开展相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一位平时潜心研究的学者,此次从书斋被推到社会热点聚焦,对您的生活和研究是否有影响?  张献忠:因与明末的张献忠同名,加之我又写了相关的文章,因此受到媒体关注。 这对我的生活和研究应当没什么影响。

    但是一些媒体在报道过程中曲解了被采访人的观点。 媒体与学术研究的分工不同、宗旨不同。

    这一点我也理解。 我不是为张献忠伸冤,更没有为其翻案,我一直强调,张献忠确实在四川进行过屠杀,但是将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完全归罪于张献忠不妥,包括清朝和南明在内的其他各股势力也都在四川进行了屠杀。

    另外,我在座谈会上和接受采访时还引用了孟森先生“成王败寇”以及毛佩琦先生、万明先生的观点,一些媒体也都加诸于我了。

      中国社会科学网:此次参观使您对于学者做研究与做社科普及的关系有什么思考?  张献忠:历史研究者应当甘于坐冷板凳,但是不能困守书斋。 一方面,研究者要多接触社会,多做对历史遗迹等的调查,另一方面,也需要多做些社科普及工作,向大众传播正确的历史观。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问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哪些?目前还在做什么课题项目?  张献忠: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明史、书籍报刊史和科举学,曾经出版《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我现在主要的研究课题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及社会变迁研究”以及天津地方史、城市史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谢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专访!中国社会科学网曾江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责任编辑: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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